這些日子以來，肥料調漲竟然成為社會關注焦點，後續發展似乎已經從單純的解決農民困境，轉為對馬團隊施政能力的質疑。也因此在思考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平息農民怒火，恐怕不是單憑任何農業經濟模型或經濟分析可以得到解答。
新政府上台後隨即宣布肥料價格全面調漲，時機緊跟在國內油價大幅調漲之後，各類民生物資價格普遍上漲，人民荷包縮水。在生活大感吃不消之際，由於相關農產品價格並未能充分反映生產成本上漲，加上中南部連日豪雨，對部份地區葉菜類造成嚴重損毀，農民損失慘重，儘管政府在宣布提高化肥售價的同時也給予七○％補貼，農民只需負擔三○％，但對農民而言仍如雪上加霜，農民不滿情緒在瞬間爆發。
在相對配套措施上，政府宣布調高價差部分七○％由政府補助，三○％由農民自行負擔。而根據報載，此一分擔比率係因為國內農民使用化學肥料過多，超出國外使用量的三○％，對農地生產力有不良影響，農委會因此希望透過由農民負擔三○％方式，來鼓勵農民主動降低平常化肥的使用量。
此種考量固然符合政策推動時所強調需要外在的「壓力」與內在的「動能」相互為用，但在考量穩定民生物價與產銷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，長期以來台灣農產品價格並未充分反映成本，農民辛苦工作所得報酬原本已明顯偏低。再加上油價、肥料、農藥等費用不斷升高，目前台灣農家平均農業所得僅十七萬元之水準，根本無法養家餬口。因此基於現實及避免浮濫使用肥料考量，現階段該三○％自行負擔部分應可再給予降低到十至十五％，以減輕農民負擔，至於所減少之十至十五％則可要求台肥配合國家政策，由其盈餘部分來吸收。
其實，在國外肥料價格高出台灣甚多，為何未見當地農民強力抗爭？關鍵就在於農產品價格、政府保護、農民組織功能之發揮與相關研發。以日本為例，儘管日本的肥料、農藥、農機燃料、飼料價格等均較鄰國為高，但因日本農產品售價亦相對較高。像日本宮崎縣生產的芒果「太陽之子」，在台販售兩顆要價五六八八元。如此高價自然使得農業生產所得增加。二○○五年日本農民平均年收入達五○二萬日圓，其中農業所得為一二三．五萬日圓、年金三四三．一萬日圓，明顯較台灣高，農民生活得以維持穩定。
至於日本農產品可以賣得高價的原因包括：日本國產農產品衛生安全管控佳，農民普遍遵守安全用藥，使消費者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購買。此外，由於日本農業團體在國會擁有強大影響力，使得日本成為世界上農業保護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，其保護措施主要體現於關稅與補貼，後者固然加重政府財政負擔，但是以九十九％的非農業產業來支撐一％農業仍然可行。
日本農協功能發揮，亦對農業生產有所助益，從生產資材採購到農產品銷售、價格談判以及國家優惠農民政策的具體操作都由農協來完成（台灣各農會與協會亦可扮演類似角色）。鑑於化學肥料使用過量不僅提高生產成本，也會破壞農地生產力，日本政府在十年前即透過科研，研發節約化肥生產技術與替代產品，鼓勵農民使用有機質肥料、緩效性肥料及省力化肥料，大幅降低農民對化肥的依賴。
在台灣由於各地農業生產環境與產業發展重點不同，中央政府應降低主導角色，增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權責，使各縣市可依對環境貢獻度與發展需要執行相關決策。任何一項事涉人民權益政策的推動，事先應經過詳細的沙盤推演，擬妥各項因應計畫與配套措施，並與民意充分溝通，取得共識後再伺機推出，才能使反彈聲浪儘快平息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想要實現農民收入達百萬的目標，除了要先度過眼前肥料紛爭與接下來可能面對之風災考驗外，亦須拿出改革的魄力與決心，更要有新的思惟。
（李武忠為農業經濟兼任教授，陳郁蕙為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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